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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性際遇中的生態難題與“倫理—道德”的生態覺悟

        時間:2020-02-26 百科知識
        現代性際遇中的生態難題與“倫理—道德”的生態覺悟_思想文化新論

        牛慶燕

        摘 要:蔓延至世界范圍的生態難題潛隱著深層的“倫理—道德悖論”,即當“倫理的實體”逃逸于道德責任審判的舞臺,便成為“不道德的個體”,“倫理的善”成為“道德的惡”,“個體個人主義”與“實體個人主義”的膨脹將導致現代性際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態困境。通過道德哲學的努力,使“倫理的實體”成為“道德的主體”,是走出生態困境的關鍵點和可能的“生態覺悟”,對于化解全球性氣候難題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時代意義。

        關鍵詞:倫理—道德悖論;倫理的實體;道德的主體;生態覺悟

        現代工業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入一個全新的高科技時代,這不僅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技術革命”,同時更是一場人類文明史上的“道德哲學革命”。直面環境污染、資源短缺、能源枯竭與全球性氣候變暖的時代難題,“個體個人主義”與“實體個人主義”的膨脹將導致現代性際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態困境。當集體、社會的存在形態以“原子式”探討的方式被理解為眾多“單一物”的累加式的集合體時,即抽離了“精神”的意蘊,帶來“個體個人主義”的泛濫,制造道德生活的“悲劇”;當把作為“單一物”與“普遍物”相統一的倫理實體的存在形態,當作不可進行倫理追究和道德反思的倫理合理性而無條件認同和接受時,便使倫理實體逃逸了道德責任審判的舞臺,極易產生“實體個人主義”,即“倫理的實體”成為“不道德的個體”,“倫理的善”成就了“道德的惡”,從而引發現代性際遇下嚴峻的生態難題與文明災難。

        合理應對生態自然世界的“倫理—道德悖論”,避免“實體個人主義”的生態災難,必須推進道德哲學體系的辯證發展。在具體的生態實踐過程中,應當對逍遙于生態道德歸責之外的“倫理的實體”進行及時的道德主體的生態復位,推動“倫理的實體”向“道德的主體”躍遷,使作為“倫理實體”的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自然組織形式作為“整個的道德個體”去行動,成為能夠承擔生態道德責任與義務的“道德主體”,才能夠合理應對生態困境,揚棄“個體個人主義”與“實體個人主義”并化解生態道德難題,這不僅是“可能的生態覺悟”,同時也是道德哲學的努力方向,對于化解全球性氣候難題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時代意義。

        一、生態視閾中的“道德主體”

        合理應對現代性際遇中的“倫理—道德”的悲劇與悖論,進行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回歸,需要道德哲學認知層面的反思和覺醒,進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存在形態的重新整合,使“倫理的實體”成為“道德的主體”。

        (一)主體與主體性

        何謂主體?主體與主體性的思想是文藝復興以來,人們在反對中世紀神權對人性蔑視和泯滅的運動中明確提出來的。它對于人的解放和發展,對于打破神權教條的束縛、恢復人的尊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道德哲學的理論視野中,“主體”是相對于“客體”而言的,指具有能動性、創造性且居于主動和主導地位的存在者,并特指具有自我意識的自主、自由、理性的人類主體,因而帶有“人類中心”的意識內涵,在生態現實世界中,主體既是生態實踐行為者又應當是生態道德責任承擔者。“主體性”在主體概念內涵中引申出來,主要是指人作為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本質力量的外化,主要包括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黑格爾在其道德哲學的“精神現象學”體系中,把主體看作人類的意識由理性發展到精神的自在自為存在,此種主體在“自我意識”的反思中具有把理性外化為現實的行為能力,并履行道德義務、承擔道德責任。因此,“主體”與“主體性”在道德哲學中的整合主要是指具有道德自我意識與自我反思能力、能夠能動地進行道德實踐活動并自覺承擔道德責任與義務的自在自為的存在。

        啟蒙運動精神提倡人的價值與尊嚴、注重人的現世的幸福生活,反對宗教式地追尋彼岸的至善與幸福,對于打破封建神權的禁錮曾經顯示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伴隨著現代性所帶來的“主體”與“主體性”的文化概念的斷裂,卻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災難甚至文明災難。主體與主體性的概念在以工具理性為特征的現代人的觀念中蛻變為狹隘的占有性意義上的主體概念,人類改造自然的主動性演變為征服自然的狂妄,人與自然原本和諧一體的關系被主—奴關系所替代,“自然”完全被啟蒙時代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祛魅”,人類搖身變為自然界的合法操縱者和控制者,大氣污染、土壤沙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困境接踵而至,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帶來嚴峻挑戰。具有“悲劇性”意味的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斷裂與人類遭受的生存威脅并不是源于自然的無情,而恰恰源于啟蒙時期以來現代人的過于外求的先驗的主體性思維方式和實踐方式。極端的非人類中心主義者由此把生態困境歸咎于人類主體性的過度膨脹,主張返回于非人類中心的自然存在狀態,然而并未逃脫從人類整體的長遠的利益出發的理論邏輯。占有性意義上的主體性與市場同一性的邏輯相結合,高度膨脹了現代人的征服欲和個體物欲,在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現代性主體意識中,人類沉迷于商品拜物教的狂歡并逐漸喪失了自我批判與反思的能力,不再進行蘇格拉底式的“捫心自問”。

        因而,傳統的以工具理性為特征的“主體”與“主體性”是狹隘的,人能夠確立比單純的物質利益享受更高層次的目的,“類”本真存在狀態下的人還相應地具有審美、倫理、道德、宗教、情感等精神“自由”層面的創造性與超越性,并且,在精神“自由”信念的指導下,人類掙脫外在自然的束縛和壓迫,自覺合理地控制不合理的內在情欲本身就是“自由”和“解放”的表現方式,單純地把“主體”與“主體性”體現并外化為控制自然的異化狀態的人與對自然瘋狂攫取的主動方式,本身便是一種局限和歪曲,生態倫理世界中的“主體”應當融入“道德”的價值理念,并能夠深刻反思生態困境的時代難題。

        (二)道德主體與“道德世界觀”

        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體系中闡明了意識的自我運動過程,發展到“精神”階段,經過了“倫理—教化—道德”的辯證運動。倫理即“真實的精神”,這是個體與自我意識抽象統一的實體意識;教化是“意識自身異化了的精神”,這是個體的自我意識被異化了的階段;道德是“對自身具有確定性的精神”,精神進入道德階段,出現了道德自我意識的覺醒,即道德意識“自己個體性的世界”,“絕對義務”與“自然一般”的關系在道德世界中呈現出來,于是產生了“道德世界觀”。“從這個規定開始,一個道德世界觀就形成了,這個道德世界觀是由道德的自在自為存在與自然的自在自為存在的關系構成的。這種關系以兩種假定為基礎,一方面假定自然與道德(道德的目的和活動)彼此會是全不相干和各自獨立的;另一方面又假定有這樣的意識,它知道只有義務具有本質性而自然則全無獨立性和本質性。道德世界觀包含著兩個環節的發展,而這兩個環節則處于上述兩種完全矛盾的假定的關系之中。”[1](126)道德世界觀在自我意識中的呈現,標志著“道德主體”的生成。

        因此,闡明“道德主體”的理論內涵,關鍵是把握“道德世界觀”。樊浩先生對此作了系統深刻的理論總結:“道德世界觀即‘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識”[2](57),“第一,道德世界觀的基本內容和基本問題,是道德和自然的關系。第二,這種關系以兩個假定為前提:其一,自我意識中道德與自然、道德世界與自然世界的分立與對峙,它是對道德與自然混沌未分的原初同一性的否定,在原始同一性階段,意識任憑自然擺布,自然規律統馭道德規律;其二,道德世界觀之成為‘道德’自我意識,是因為它在道德與自然、義務與現實的對峙中,執著于義務的本質性,在意識中以道德規律駕馭自然規律,從而有別于以自然本性為基本概念的‘生物’世界觀或‘自然’世界觀,而成為‘道德的’世界觀,或‘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識。第三,道德與自然的現實統一,必須透過道德行為揚棄兩種假定之間的矛盾,從而道德規律不僅抽象地而且現實地成為自然規律。”[3](12)由此,“道德世界觀”的理論演繹建立在兩大和諧的“預設”中,在執著于“義務”的本質規定性的前提下,它一方面要實現道德與客觀自然的和諧;另一方面要實現道德與感性意志的和諧,要使兩大和諧連接起來,還必須訴諸作為“中項”的“現實行動的運動本身”[4](130),推動世界本身的終極目的與自我意識本身的終極目的二者實現自在自為的辯證復歸,同時也是“精神自由”的最終確證。

        義務、和諧與作為中項的現實行動構成了“道德世界觀”的基本要素,因此,“道德主體”首先堅持義務的本質性,追求道德與自然(客觀/主觀)的和諧,“在義務中個人毋寧說是獲得了解放。一方面,他既擺脫了對赤裸裸的自然沖動的依附狀態,在關于應做什么、可做什么這種道德反思中,又擺脫了他作為主觀特殊性的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他擺脫了沒有規定性的主觀性,這種主觀性沒有達到定在,也沒有達到行為的客觀規定性,而仍停留在自己內部,并缺乏現實性。在義務中,個人得到解放而達到了實體性的自由”。[5](167-168)因而只有堅持義務的本質性,才能夠使人既能夠從外在的、客觀的個別性與偶然性解放出來,又使人從生物自然本能的情欲束縛狀態下解放出來,實現真正的“自由”與“和諧”,同時還要付諸現實的道德行動,在對道德義務的履行中,實現道德與自然的和諧與同一,使道德規律成為自然規律。由此,“道德主體”在履行道德義務的道德行動的本質規定中逐漸把自身塑造成為能夠承擔道德責任的“精神的自我”與“主體”[6](124)

        因此,“道德主體”便是指在“道德世界觀”的引導下能夠自覺地進行道德實踐行動,并自覺地遵守道德實踐規約、勇于履行道德義務、敢于承擔道德責任的道德“主宰者”,“道德主體”的含義超越了“存在論”的意義,更多地具有“實踐論”的韻味,在具體的實踐行動的踐履中再現“道德主體”的內核。真正的“道德主體”不僅可以指個人主體(個體)、集體主體(群體)、社會主體(社會)、民族主體(民族)與國家主體(國家),同時也涵括了整個的人類生命主體(人類),并共同體現著作為人的“類本質”的生命存在樣態。

        (三)生態視域中的“道德主體”

        從現實的生態自然世界來看,“道德主體”的概念繼續深入,融入“生態”的內涵而發展成為生態視域中的“道德主體”。作為生態自然世界中的“道德主體”具有豐富的生態道德知識和素養,在具體的生態實踐行動中執著于生態道德義務的本質性,明確生命自然對于人類而言的本源性和始基性,尊重自然的內在價值,通過生態實踐行動的不懈努力實現倫理世界與道德世界“預定的和諧”,并能夠自覺履行生態義務、承擔生態道德責任。然而,面對當今生態領域中的“生態困境”,對生態自然世界中的“倫理—道德悖論”進行深入的反思,我們應當追問:究竟誰更應當承擔生態道德責任?履行生態道德義務的“主體”應當是生態自然視域中的個體、集體,還是實體?

        傳統道德哲學往往把道德主體局限于個體,認為參與生態實踐的生命個體是唯一具有主觀能動性、理性意識和創造性的生命存在,因而只有個體是道德主體,然而,熟知并不等于真知。“無疑,個體應當是道德的主體,然而問題在于,道德的主體不只是個體,而且還有實體,即具有或者已經獲得倫理性的那些集體。”[7](57)

        如果說,在純粹理性的思維領域把道德主體的范圍局限于個體,只是一種理論的缺憾,那么一旦落實于實踐理性,由理論視野的擴充到現實的生態自然世界,將會導致深刻的“倫理—道德悖論”,甚至生態文明的悲劇。如果說,生態自然世界中的集體與倫理實體不具有“道德主體”的性質,那么,實際上他們就可以逃逸或者推脫生態道德法庭的審判,無須承擔生態道德責任、履行生態義務,當集體道德無意識或道德責任意識“集體缺場”時,將會帶來“集體墮落”的生態實踐難題,“倫理的實體”成為“不道德的個體”,這是探討“生態困境”根源問題不得不正視的實踐困境。(www.bjfsgh.cn)

        德國倫理學家庫爾特·拜爾茨曾經明確指出:“關于人是道德主體的說法,如果脫離這種主觀能動性得以發揮的具體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將會把人引入歧途。從事實上看,道德的主體從來不是哪一個個人,而是當時的道德集體;由此可見,道德的每一次改變,并不是出于某一個人的決心,而只能是一個對某種意見和利益進行激烈而又理智的爭論與商討的結果。”[8](203)由此,他實際上主張,“道德主體”不應當是“個人”,而恰恰是“道德集體”,并且,唯有“道德集體”才能夠充當“道德主體”,這是道德哲學上的“生態覺悟”,對于合理應對“生態困境”難題找到了一種道德哲學應對的突破口。

        所以,生態自然世界中的“道德主體”,不僅應當包括參與生態實踐行動的“個體道德主體”與“集體道德主體”,還應當包括進行生態踐履的“實體道德主體”。道德義務“一般”本身具有內在的普遍性與道德性,因此又具有“神圣性”,然而,當道德義務停留在個體自身時,便帶有主觀性與個體性,潛在巨大的“道德風險”,在個體的“自我確信”中具有不定性,個體內在的“道德義務”只有轉換為集體、社會與實體的道德義務,實現“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才具有確定性,成為真實的“道德義務”,并且,唯有執著于真實的“道德義務”,才能夠成為真正的“道德主體”。全球性氣候難題的形成往往并不是任何單個生態個體的行為,而恰恰是作為“整個的個體”的生態倫理實體的行為,因而,生態自然世界中的倫理實體應當成為生態道德責任的主要行為承擔者,從而自覺履行生態道德義務。

        二、從“倫理的實體”到“道德的主體”

        在具體的生態實踐行動中,“倫理的實體”能夠成為“道德的主體”,并且,在道德的踐履中,“倫理的實體”應當成為,也必須成為“道德的主體”,這是應對生態自然世界中“倫理—道德悖論”的關鍵所在。在具體的生態自然世界,“倫理的實體”是具有健全的內在的倫理性的“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體,因此是具有“精神”和“倫理生命”的“真實的集體”,它相對于作為“單一物”的個體而存在,透過倫理精神的運作建構真正的“自我同一性”。但是作為“整個的個體”而存在的倫理實體,因缺乏自覺的“集體自我意識”,因此,不能夠作為能動的“自我”去開展生態倫理實踐的行動,因此“倫理的實體”只是自在的“道德的主體”,卻缺乏走向實踐行動并承擔行為后果的自為的“責任意識”,難以形成自覺自為的“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識,難以實際地承擔生態道德責任,因此還需要通過道德哲學的辯證轉換,使生態實踐行動中的“倫理的實體”現實地成為自在自為的“道德的主體”。

        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體系中認為實體提升為主體要經過意識的辯證發展。當理性變成了精神時,實體才成為主體,然而,“道德世界觀”是“倫理的實體”成為“道德的主體”的必要條件和自在因素,并不是充分條件和自為因素,“倫理的實體”要成為“道德的主體”,就不應當局限于個體性的“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識,而應當關注實體性的“倫理世界”的自我意識,“這個關注要求進行的道德哲學努力是:將‘道德世界觀’推進、發展為‘倫理世界觀’。”并且,“‘倫理世界觀’的生成,是將倫理實體提升為道德主體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條件。”[9](59)

        “倫理世界觀”是“倫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觀,實現“倫理的實體”到“道德的主體”的轉換的完成應當由“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識發展為“倫理世界”的自我意識,實體具有“單一物與普遍物”統一的實體性的精神,然而卻缺乏作為“整個的個體”的實體精神,不具有實體的“自我意識”,因而,關注具有特殊與普遍相統一的倫理意志的生態實體的“集體行動”,倫理實體的“道德自我意識”的形成才是“道德的主體”產生的標志。“實體的‘倫理世界觀’必須具備三個要素或三種品質:第一,追求和實現實體的道德與實體的自然(包括實體所面對的客觀自然和實體內在的主觀自然尤其是實體的欲望和沖動)的和諧與統一;第二,在這個追求中堅持義務即實體的道德義務而不是實體內部個體對實體的道德義務的絕對性與本質性;第三,訴諸實體的道德行為實現道德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履行實體的道德責任。”[10](59)如此,在實體道德與自然的矛盾中,實體能夠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道德義務,并執著于義務的本質,作為“整個的個體”采取“集體”道德行動、履行道德義務,現實而辯證地實現實體道德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與統一,從而轉化為現實的“道德的主體”。這里的揚棄對立的行為是以實體形態出現的倫理行為,同時也是實體的“個體”道德行為,它作為一種“意志形態”存在于意識之中,依照“集體行動的邏輯”揚棄個體意志的主觀性,確立實體意志。由此,個體性的道德自我意識轉化為社會性的倫理實體意識,個體性的作為“沖動形態的意識”的行為轉化為實體性的沖動行為,在“社會倫理意識—客觀倫理意志”二維結構作用下,產生“集體的沖動”,因而倫理世界觀是在“精神”的影響下形成的“社會倫理精神”,它肯定義務與現實、倫理與自然、倫理世界與自然世界之間的對峙,堅持倫理義務的本質規定性,這是一種在“倫理精神”的概念中被預設的信念地存在著的“和諧”,必須訴諸社會性的倫理行為,現實地揚棄對立,實現倫理與自然、義務與現實之間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并且,倫理的最終完成“是不能實際達到的,而毋寧是只可予以設想的一種絕對任務,即是說,一種永遠有待于完成的任務。”[11](129)由上可知,在具體的生態實踐行動中,成為“道德的主體”的“倫理的實體”所具有的“倫理世界”的道德自我意識是實體性、共體性的“道德世界觀”,道德以實體道德目的和實體道德行動的存在形態超越了個體性的存在方式,實體對自身的道德本性和對自然的倫理義務具有了自覺的“集體意識”,在不斷的反思中揚棄實體自身主觀的自然沖動,在“類本質”的引領下,“自覺”承擔生態道德責任,實現生命的自由之境,在“意識—意志”的二維結構中,表現出獨特的倫理“精神”氣質,既是個體與整體、特殊與普遍相統一的“實體性的倫理自我意識”,又是個體意志與整體意志相統一的“實體意志”,最終成為“實體性的倫理自我意識”與“實體意志”的辯證復合體。由此,在具體的生態實踐行動中,“倫理的實體”能夠成為“道德的主體”,從而化解生態自然世界中的“倫理—道德悖論”,避免“倫理—道德悖論”所導致的善的毀滅與價值的顛覆。

        如果說,在“概念”解釋系統中建立起完整的理論推理邏輯并超越了道德哲學世界中的“倫理—道德悖論”,還只是力圖建構完整的道德哲學體系,那么,使概念“意義世界”回歸“生活世界”,落實于具體的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生態實踐關系中,使現實生態自然世界中“倫理的實體”真正成為“道德的主體”,并作為“道德的主體”去行動,人類才能夠真正擺脫愈益深重而嚴峻的“生態困境”乃至“文明困境”,為此,人類還應當具備“倫理—道德”一體的整體性生態覺悟。

        三、“倫理—道德”的生態覺悟

        在改造自然的生態實踐行動中,作為“道德主體”的“倫理實體”應當具有一種“倫理—道德”一體的整體性生態覺悟,從而完整地統一實體內部的倫理性與外部的道德性,使“倫理的實體”作為“道德的主體”去行動,克服倫理實體實踐行動中的“倫理一道德悖論”以及“實體個人主義”的實踐落實所帶來的生態災難。生態實踐活動中的“倫理實體”具有內部的倫理性和倫理精神,但是要作為統一的“道德主體”去行動還要具備自身的“道德精神”,實現“倫理精神—道德精神”的辯證統一,作為倫理實體的“整個的個體”,在倫理精神的內部規定性下要具備自身的倫理理性和道德“自我意識”,需要在不斷的道德自我批評和自我反思之后執著于“實體”的道德義務,并有意識自覺地承擔行動后果,表現出道德義務意識與道德責任能力。因而,實體道德意識的“在場”,是克服“倫理—道德悖論”的內部必要條件,也是超越“實體個人主義”難題的關鍵的突破口。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的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竭澤而漁的扼殺自然的行動,最終也扼殺了人類自身。社會是系統化、網絡化存在的整體,“自我”并不是存在主義視野下的虛幻的自我,也不是孤獨的自我甚至是實證主義的“無我”,純粹的“自我”與極端的“個人主義”在社會化、客觀化、多元化的現實的生態自然世界必然會受到極大的沖擊,人類應當走出現代工業文明以來對人的“同一模式”的塑造,又要走出“自我”認識的“歧途”,從人的“類本質”的本真視角,通過道德哲學的努力,喚醒人類生命主體作為“類”的本真存在狀態的“道德自我意識”,克服“實體個人主義”的弊端,防止“倫理的實體”成為“不道德的個體”的邏輯悖論。須知,自然生命世界是“人—社會—自然”的復合生態系統,人類“個體”(個人/實體)是人類共同體的組成部分,更是自然生命共體的組成部分,人類的利益與自然生命存在的利益具有內在一致性,人類唯有自覺地以增進生態整體的利益和價值作為人類行為的出發點,才能夠從根本上獲得自身的持續發展,真正有效地應對正在到來并已經到來的“生態困境”難題,走向生態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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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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